范文澜先生是海内外享有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中国史学领域建树和贡献巨大，素有“新史学宗师”之誉。范文澜先生还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全面抗战爆发后，先生作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依然走出书斋，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全身心投入到学校抗日救亡的时代激流之中。他终日为抗日风尘仆仆，利用自己的学识和声望宣传抗战，号召民众抵御外侮，堪称当时中州大地乃至全国文化知识界的一面旗帜。在全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今天，重温先生当年的壮举，充分挖掘河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宝贵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先生嫉恶如仇、爱国奉献的奋斗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努力创造更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新业绩。
　　范文澜（1893—1969），字芸台，后改字仲云，浙江绍兴人。先生出身于官僚家庭，少年时期先后在绍兴、上海和杭州等地读书；1913年，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受业于国学大师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等人，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北大毕业后，先后在一些中学和大学担任教职。1926年，先生在天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先生到北京教书，因天津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与组织失去联系。尽管如此，先生依然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并曾两次遭到国民党当局拘捕，他也由此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假民主、真独裁的真面目，从而走上了爱国救亡的道路。1936年，范文澜先生辗转来到中原古城开封，担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史系教授，在古朴典雅的七号楼三楼最南边教室，先生讲授中国上古史、文学史、经史等课程，教室里座无虚席，教室外挤满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先生通过古典文学的讲授，以比较隐蔽的方式向青年学生灌输进步思想。教课之余，先生还经常与进步学生接触，在谈话中分析形势，指引方向，鼓励进步学生。
　　抗战爆发后，先生在中共河南省委和河南大学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凭着他熟悉的三尺讲台，宣传救亡，培养骨干；依靠手中紧握的如椽大笔，写下了催人深省、激人奋进的篇篇有力之作，台上台下的讲演和文章相互交融,奏响了一曲抗敌保国的雄壮旋律。
　　一是发挥专长办刊物，抓好宣传鼓舞人。范文澜先生先后积极主持创办了《风雨》周刊和《经世》半月刊，并亲自撰写文章。《风雨》周刊是中共河南省委在1937年9月创办的进步刊物，对传播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河南人民一致抗日，掀起中州大地的救亡热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创刊伊始，先生就对《风雨》周刊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支持。1937年8月底，当时负责省文委工作的王阑西和中共地下党员冯新宇同志在开封举行了一次河南文化界抗日救亡座谈会，并提议要办抗日救亡刊物，以范文澜先生为代表的二十多位文化界人士热情赞成。《风雨》周刊筹备出版之际，先生又特意给王阑西同志讲了许多关于如何办好刊物的意见以及加强编辑阵容的想法。后来，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要《风雨》周刊作国民党军队“即将转入反攻”的欺骗宣传，否则将借口封闭刊物，我党必须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恰在此时，《风雨》周刊只剩下主编王阑西一人在撑持，力量不足。范文澜先生看到这样的斗争形势，主动提出担任《风雨》周刊主编，强化主编阵容，以对抗国民党反动派对《风雨》的压力。中共河南省委接受了先生的意见，加强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继续宣传抗战主张，这样硬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顶住。办刊经费无着，先生极力相助，把自己的四百余元薪水全部捐献出来，自己却过着喝稀饭吃青菜的艰苦生活。此外，先生还为《风雨》写下了多篇稿件，如《游击战术序》《对于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赠乡村训练员序》《忆鲁迅先生》《旧帐与新算》《反对教育界的神行太保》等。这些文章有力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以期“东亚共荣”的侵略野心，控诉了日寇屠杀中国人民、践踏中国河山的残酷暴行，斥责了国民党当局不以民族大义为重，消极抗战的卑劣行为，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和持久抗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鼓舞和歌颂前方将士英勇抗敌的忠烈气概，呼唤广大知识界，尤其是青年一代到农村去发动群众，掀起全民族的救亡运动。
　　范文澜先生在积极为《风雨》周刊撰稿的同时，还利用其社会关系主编了《经世》半月刊，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寇罪行，敦促当局积极抗战。他还编写了《游击战术》一书，作为《经世》小丛书出版。在序言中，先生明确指出，游击战在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认为“发动游击战争，是目前救国的唯一方法”。《游击战术》详尽论述了开展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游击队的政治工作、游击战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发动游击战争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并在附录中选编了彭德怀、加伦等人有关游击战的论述。此书发行后，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两个月时间内便销售了五千余册。从此，先生也被闻名不识面的朋友们误认为游击战术专家了。《风雨》和《经世》这两个刊物像一双孪生子，对进一步推动河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团结抗战救亡力量，起了很大作用。先生针对当时的形势写了不少文章，对抗战救亡舆论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量。
　　二是创办抗敌训练班，培养抗战急需人才。范文澜先生在积极创办刊物宣传抗战救亡的同时，又提出筹办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该主张很快得到了中共河南省委的热情支持。省委专门派王阑西同志加强对训练班的领导与联系，经常向先生传达省委的意见。1938年11月，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 (也叫抗日游击战术训练班)正式成立，先生亲自担任训练班主任，当时在开封做青年工作的冯纪新、吴祖贻等人，都给先生以各种帮助。在整个创办训练班的过程中，从制定教学计划、安排课程设置、物色聘请教员到具体招收学员等工作，都是在先生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训练对象主要是河南大学和开封各高级中学的青年学生。一经开办，便受到了开封各校爱国青年的热烈欢迎，除河大学生外，还有北仓女中，开封女师、两河中学、开封高中等校进步学生，以及由开封“平津流亡同学会”中的共产党员冯纪新秘密串联来的流亡学生共二百多人参加学习。先生后来回忆说“青年们投考的踊跃、学习的热心，使我确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必然胜利”。中共河南省委还动员河南大学的地下党员参加学习，并在训练班内建立了党支部，冯纪新担任支部书记。省委领导的同志也经常到训练班讲课，先生除亲自给学员上课外，还向省委提出开设“游击战术”课，以准备组织和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省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并派了当时代表河南确山竹沟镇新四军八团队留守处的马致远(即刘子厚同志)去训练班讲授“游击战术”。在两个多月训练过程中，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进行阻难和破坏，但先生一直坚持着。河南省委通过范文澜先生等进步教授举办的这个训练班，广泛吸收进步青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培训抗日的骨干力量，并输送了大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和敌后去。后来，由于国民党河南省当局的严密控制，加之形势日趋紧张，有时上课就会遇到敌机轰炸，中共河南省委决定训练班在开封提前结束。
　　三是组团下乡到农村，做全民抗战宣传。训练班停办后，范文澜先生并没有因此停顿救亡活动，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的预定计划是挑选一部分学生沿平汉线(重要城市)办短期训练班，兼做民运工作，联合当地青年。广泛播种救亡种子，最后目的是到信阳去打游击”。先生挑选了部分进步学生组成“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农村服务团”（后更名为河南省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简称战教团）并亲任团长，以其灼热的爱国之志和旺盛的革命精力，肩负着深入城乡，发动群众,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离开省城开封,先后到许昌、舞阳、确山等地，一路为抗战宣传、动员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最后到达信阳、桐柏一带。该团以纪律严明、团结一致成为河南救亡团体的模范，而范文澜先生更以其精心严密的组织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得到青年们的爱戴。1939年10月在延安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署名铁夫发自河南游击区的长篇通讯《范文澜先生》，详细报道了他的事迹，称誉他是“能文能武的民族英雄”。
　　1938年2月，范文澜先生离开战教团，回到河南大学文学院（当时该院已由开封迁到信阳鸡公山）执教。同年6月，他辞去河南大学教授，毅然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游击队，辗转嵖岈山、四望山、竹沟等地。1939年9月，他在竹沟镇新四军驻地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命转移到延安。到达后不久，先生便被任命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并受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组织人员编写了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通史简编》，从而奠定了先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界的崇高地位。
　　（作者系我校数学与统计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