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董作宾、梁思永、傅斯年在河南大学七号楼合影
傅斯年院士（1896年3月26日至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919年夏，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28年他向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建议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获得批准。从此他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院士评议员、院士，成为中国最早的历史语言专业研究生导师，并先后兼任北京大学教授，河南大学客座教授、讲座教授，在整理“大内档案”组织殷墟科学发掘实践和甲骨文语言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29年9月，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莅河南中山大学（今河南大学）任客座教授，先后作了《现代考古之重要性》《古史问题》《文科学生应具有之科学基础》的学术报告。一星期之内的这三次学术讲座，在两个方面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对河南中山大学考古专业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呼应1928年11月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先生题为《安阳小屯发掘之经过》的学术报告，进一步明确殷墟发掘与甲骨文研究是河南大学文史系学生考古的重要目标。
此前的1928年10月，傅斯年建议中央研究院组成以原河南中山大学董作宾教授为组长的殷墟科学发掘组，开始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河南省南阳籍的董作宾研究员曾历任福建协和大学、河南中山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师、副教授、教授，1928年被聘为中央研究院通讯员、编辑员，后任研究员、院士评议员、院士副院长，这次在蔡元培先生、傅斯年先生的支持下，董作宾被派往安阳，调查甲骨文出土情况，他向研究院提出了《殷墟甲骨调查报告发掘计划书》，并呼吁：“甲骨即尚有留遗，而近年出土者源源不绝，长此以往，关系吾国古代文化至巨之瑰宝，将为无知之世人私掘倒卖以尽，迟至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蔡元培、傅斯年为抢救甲骨文史料全力支持殷墟科学发掘。就这样董作宾主持了首次科学发掘。河南大学教授朱芳圃、马非百，河南省教育厅视学兼河南中山大学讲师郭宝钧、史学系学生石璋如、刘耀（即尹达）、冯进贤、许同国等参加了殷墟甲骨首次发掘。发掘进行了十七天，地点在小屯村中、村北及村东北，共出土甲骨854片，还出土不少铜、陶、骨、蚌、石、玉器等文物。这次发掘的丰硕成果，引起河大师生的极大关注，学校又先后邀请董作宾、傅斯年、郭宝钧到校任讲座教授，作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研究及文物考古知识的专题学术报告，更引起热烈反响。不少师生都纷纷要求参加殷墟发掘，河南大学朱芳圃、马非百教授，郭宝钧讲师，史学系学生石璋如、刘燿（1937年化名尹达）、冯进贤、许同国、汪志中等十多人尤为强烈。为此学校成立了以河大师生为主体的“河南古迹研究会”，由河南大学董事张嘉谋教授挂帅，开展对河南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创建。此后傅先生在河大六号楼讲演厅先后作了十余次学术讲座，对此石璋如在《河南大学与考古事业》一文中这样写道：“第二次演讲，时间为民国十八年12月间，地点为六号楼讲演厅，主席黄际遇校长，主讲（客座教授）傅斯年先生。在一个月间一连数次。第一次主席介绍，傅斯年先生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河南大学客座教授），他是因为安阳殷墟发掘，地方与中央发生争执，特来汴与省方商量解决办法，12月24日即到开封，住在本校，因为白天忙于接洽公务，夜间才有时间与大家见面，本晚所讲的题目为现代考古学的重要性。傅先生学问渊博，口才流利，那时候才三十四岁，精力充沛，白天忙了一天，晚上回来，一讲两个钟头毫无倦容，他虽然是针对着安阳发掘说话，但他绝对不批评任何人，只谈学理，不论人事，只谈古，不论今。”
“傅斯年先生后面的几次讲演，都是先不公布题目，由听讲同学发问，然后大加发挥，高谈阔论，足见先生学问渊博，表现了一代大师的风范。虽然如此，每次讲演都有一个中心，即最先发问的问题。一次讲‘武虚谷与汉学和徐旭生先生与西北考古’，一次是‘古史问题’，一次是‘哲学问题’，还有一次是‘文科学生应具有之科学基础’，其他还有多次讲演，题目牵涉甚广。当时正值数九寒冬，开封风寒甚大，傅先生常患感冒，仍然抱病讲演，勤奋治学的精神令人钦敬。”
（作者系我校校聘教学督导组成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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