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个怎样的人？“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这是林语堂对苏东坡的评价。俗话说得好，不想当诗人的医生不是好官员，今天我们就来看作为医学专家的苏轼是如何战“疫”的。
　　一、撰写与传播《圣散子方》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下狱，经多方营救，最后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被贬的第二年，也就是元丰三年，苏轼迎来了一场严峻的考验：“黄州民病疫，瘴疾大行”。这时候，苏医生登场了。他遍访名士，终于从奇人巢谷那里寻得圣散子方，然后在家门口“煮药济民”。而后，苏轼又为《圣散子方》撰文著序，通过文献的方式使之流传，在今天就相当于放弃发明专利，直接造福世人。《圣散子方》在宋代广泛应用于治疗疫病、伤寒和瘴疫等。该药由于“所用皆中下品药”“其利甚薄”“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深得医家和普通百姓的喜爱，可谓是惠民良方。
　　关于此方的主治，据《苏沈良方》载：“用圣散子者，一切不问阴阳二感，或男子女人相易……若时疾流行，不问老少良贱，平旦辄煮一釜，各饮一盏，则时气不入。平居无事，空腹一服，则饮食快美，百疾不生，真济世卫家之宝也。”听起来很类似于今天的板蓝根“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对于此方的效果，苏轼本人也颇为自豪，他自称“谪居黄州，连岁大疫，所全活者不可胜数”。
　　二、统领杭州战“疫”
　　到了元祐四年，苏轼因为上言论事而被当权者所忌恨，苏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宋史·苏轼列传》载苏轼“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度僧牒”，是唐宋时一项特殊的制度，所谓“度牒”就是僧人的资格证明，凡有牒的僧尼就可免地税、徭役。灾害发生时，地方政府获得中央政府批准后，可以出售度牒来筹款。疫情发生时，发牒也成为一种常见的救灾方式。苏轼即采用了此种方法，用卖牒的钱换米来救济灾民。这件事在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也有记载：“岁适大旱，饥疫并作，公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贵。复得赐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价粜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
　　因此次疫情爆发时，考虑到杭州是水陆交通的要地，得病人数众多，苏轼又“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橐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蓄钱粮以待之”。他从各处募捐了两千缗钱，并率先垂范，拿出五十两黄金，积极筹建治病场所———安乐坊。“安乐坊”就相当于苏轼在杭州众安桥旁办起的一所公立医院，这里对病人按患病程度的不同划区隔离，还聘请多位名医定期举行义诊活动，医者工资由政府承揽。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举措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注意，宋徽宗年间此坊被赐名为“安济坊”，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
　　综上，苏轼在杭州应对饥疫的措施基本上可以概括为：
　　（一）平抑物价，保障物价稳定：请示朝廷减免供米；减价粜常平米。
　　（二）积极开源，多方筹措善款：出售度僧牒，率先垂范与公开募捐。
　　（三）防控疫情，采取专业措施：广施善粥，制作药剂，分坊治病。
　　苏轼为官一任，多措并举，最终达到了“活者甚众”的效果。
　　三、医学著述与时代风尚苏轼在地方政府多年为官，撰有《东坡集要方》《圣散子方》《医药杂说》和《苏学士方》等，记载了他在历次疾病防控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以及治疗瘟疫和其他疾病的药方药剂。绍圣元年六月，苏轼在《与王仲敏书》中记载广州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的亲身观察：“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贫丁何由得？”可见，时人已经注意到不清洁的水源带来的危害，再进一步说，贫富差距所导致的饮水状况的差别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地区的民众的身体健康，这一点已经引起了苏轼的警惕。
　　除了苏轼之外，还有众多的文人士大夫写出了不少医书，如司马光《医问》，还有沈括《沈存中良方》《灵苑方》《别次伤寒》等。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也列有专门的医药篇，他和苏轼的医方被后人合编为《苏沈良方》。陆游撰成《陆氏续集验方》二卷，刻于江西仓司民为心斋。文彦博著有《药准》一卷，不幸的是今天已经散失。
　　正如清代石韫玉在《洪氏集验方序》中总结这一时期的变化时说：“宋祖宗之朝，君相以爱民为务，官设惠济局，以医药旋舍贫人，故士大夫亦多留心方书。如世所传《苏沈良方》，许学士《本事方》之类，盖一时风尚使然。”这些医学著作首先应用于疾病防治，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同时又普及了相应的医学知识，对于打击迷信巫术也有不错的效果，促进了社会进步和民俗的净化。而这种行为的背后正是宋代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是儒家“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强大信念支撑，给今人诸多启发……（文学院2017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