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4期:《河南大学报》

朱绍侯:耄耋之年秉烛先行用生命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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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之余他经常会捧一卷书细细阅读或者给工友们讲一些历史故事。朱先生强烈的求学欲望以及工厂的恶劣环境最后使家人改变了主意,支持他重新回到学校,已近成年的他为谋生计考入沈阳商业学校,并早早参加工作。时值日本战败,东北光复了一批中高等院校,朱先生毅然放弃工作考入沈阳师范专科学院,后又继续深造考入东北大学主修教育学,并由于实在难以割舍对历史的浓厚兴趣而很快转入历史系。
  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朱先生的家境依然没太大好转。在校期间,他的父亲多次要求他放弃学业找份工作养家,甚至不惜以断绝经济支持相要挟,但对知识有着无限渴求的他,每次都流着眼泪据理力争,最终感动了母亲,并赢得了兄弟姐妹的支持,使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本科学业并攻读研究生。虽然当时学校对研究生有一些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拮据困境,但生活总体上仍然是异常艰辛。朱先生回忆说:“在学校,一年四季基本只有一条外裤,就是粗布做的马裤,没有前后之分,而且还是学校统一发放的。”就是在这种艰苦环境下,朱先生以常人少有的坚强毅力,发奋苦读,圆满完成研究生学业,分配到河南大学任教,开始了他在河南大学60年的辛勤耕耘,孕育桃李,著书立说。
  著作等身 卓尔不凡在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朱先生一共出版学术专著和个人著作集8部,主编的著作、教材13部,发表论文200余篇。他的许多论著在中国当代史学界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他以大胆假设、小心取证和史料详实为学界还原历史真实面貌的《军功爵制试探》、《军功爵制研究》、《军功爵制考论》三部著作,成为军功爵制研究领域的权威。他主编的《中国古代史》自 1981年出版迄今,已修订改版五次,发行量达一百四十余万册,使用率覆盖了全国60%以上的高校历史院系,影响了无数历史学子。
  每当与青年学者座谈交流时,他都会语重心长地谈个人的学习体会:“研究历史没有什么窍门可找,既要勤奋,又要有时间的累积。你要有十年坐冷板凳的功夫,因为中国的史籍浩如烟海,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人再聪明也不可能写出很有价值、很有分量的著作。”
  “天资愚钝凭勤奋,事倍功半终有成。聪明才智荒学业,虚度年华空一生。”———这是朱教授一生对于自己的座右铭,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人生信条。
  师德为先 长者风范朱绍侯始终认为,教学和科研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不搞教学就不容易发现问题,就会让研究无的放矢。而长时间不搞研究又会使人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浮于表面,人云亦云,不得深入。
  每次上课前,朱先生都会在准备课堂资料方面下很大工夫。在课堂上,学生们总会见他拿出一叠厚厚的讲义,十几页密密麻麻的文字都是他细致认真地手写而成。每篇讲稿都对人物与事件的来龙去脉介绍得清清楚楚,凝聚着他严谨缜密的思想,随手拿来一份,都堪比一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在学生的眼中,朱先生不仅仅是一位教学严师,也是一位忠厚长者。学生论文中的每一个不足之处,他都会严格指出,并且会花上很长时间帮助修改其中的错误,甚至有时会亲自为学生查找可供文章补充的资料。而当学生面临困境,他则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鼓励。已成为博士生导师的李玉洁教授当年写作《楚史稿》的过程中,听说湖北省要组织专家学者编写楚国史专著的消息时,曾一度萌生放弃的念头,但在朱先生的鼓励帮助之下,李教授最终坚定信心将作品完成并出版。回忆这段历史,李教授深深感慨:“那是我的第一部专著,要不是朱先生给我的支持与帮助我绝对完成不了,这对我整个学术生涯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我一直铭记在心”。
  现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郑永福教授,,受“文革”前后影响,在当初进入河南大学攻读研究生时已经35岁,入学后非常自卑。朱先生闻听此况,将其喊到身边劝勉道:“要说‘耽误’,谁没‘耽误’?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耽误’得还少吗?关键是从现在做起,好好干,别泄气!”今天,每当回想起朱先生的鼓励,郑教授都会热泪盈眶。
  在被问及为何为学生如此付出时,朱先生答道:“其实这些都没有什么,师生情是非常纯洁的感情,老师希望自己的学生成才是理所当然的,我所做的也只是为人师的本分罢了。”正是在这浓浓的殷切期盼与朴素至亲的关怀培养下,师从先生门下的李振宏、龚留柱、程民生等一大批专家学者继承了先生衣钵,成为国内史学界的杰出人才。
  秉德无私 淡泊名利朱绍侯先生历任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但他一生为人宽厚,谦和礼让,秉德无私,淡泊名利。
  上世纪70年代末,教育部组织山东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十所高校合作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筹备初始阶段,众多专家教授汇聚一堂各抒己见,观点意见难以统一,编写工作难以开展。为此,大家一致推荐朱绍侯担任主编。朱先生秉承着谦虚谨慎、尊重他人的理念,多方听取意见,援引先例、动情晓理,逐渐化解了纷争,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教材成功通过了教育部的正式验收,成为迄今 30多年来国内影响最大的中国古代通史著作之一。
  认识朱先生的人对他有一个共同印象,那就是淡泊名利,谦虚低调,从来不计功名利禄。他常常教育晚辈后生,做学问不要攀比,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在2012年“中华文化人物”颁奖大会上,面对着鲜花、掌声和沉甸甸的荣誉,被搀扶着走向领奖台的这位耄耋老人,获奖感言仅仅是朴实的几句话:“我参加的今注二十四史工作是一项集体和长期的一项工作,我个人贡献是比较少的,所以我认为,这个荣誉应该归于参加今注所有的专家和学者。”他谦逊而真诚的话语,让全场观众为之动容。
  笔耕不辍 以学养生“绍侯啊,你别干了,再干你也赶不上郭沫若”。前来看望朱先生的几个老朋友又与他开起玩笑。“其实我谁也不赶,就是已经养成习惯了,我现在已经离不开书,看看书,写写东西,我会感觉生活很充实。”朱先生每每都是憨笑着摆手解释。虽已进耄耋之年,而88岁高龄的他并没有因为年势渐高而赋闲养学,现在每天依然坚持阅读书籍、撰写文章,平均保持在6个小时以上。近两年来,先后共发表10篇学术论文。
  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八九十岁的老人了,动辄就是两万余字的长文!而且,熟悉朱先生的人都知道,老人一生都是徒手执笔写作,不会用电脑。一年能写出两三篇几万字的学术文章,这对一个有着深厚功底的中青年学者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有人质疑,这些文章是朱先生年轻时所作。但朱老从来不做解释,只是淡然一笑。只有经常围绕在他身边的学生知道,这些文章,都是朱先生每天边看书、边做笔记,一个字一个字整理出来的。身边不断有人劝慰朱先生:年纪大了,这样劳累太伤身体,多注意休息。他总是说:“我这都常年养成的习惯了,一天不看书我反而难受,就让我继续看下去吧。”
  也正是这种对人生的恬淡豁达、对学术的不懈追求,支撑着这位史学界前辈始终在历史学领域秉烛先行,笔耕不辍,尽情地享受生命的乐趣,用闪耀的思想火花解读千秋秦汉雄风,照亮一代代学子的心灵。